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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五刑不如一耻—— 中国文化中的廉耻观

作者:

王 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廉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集中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耻观,梳理了传统廉耻文化的内涵和发展脉络,并通过典型案例揭示传统廉耻文化是如何对古代官员的自律发生作用的。研究传统廉耻文化有助于培养公众的廉耻感,让公众更加知耻明辱,对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的道德建设需要传统廉耻文化的滋养。要培养社会公众的廉耻心,需要发挥国家、社会、公民等多个层面的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廉耻,其中不少优秀思想资源,仍然大有裨益于今天的道德建设。
      耻,就是羞耻之心,亦羞耻之能力也。如果说廉能让人有所不取,那么耻则会让人有所不为。明代大学者吕坤指出:“五刑不如一耻。”再严酷的刑罚,也不如让人懂得一个“耻”字。在社会治理中,教育人们懂得廉耻要比使用刑罚更有效。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知道了什么叫羞耻,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就能明辨是非,就会有行为底线,这远比犯法后再处罚更有效。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仅仅用政令来治理百姓,以刑罚来整顿他们,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行为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乐教化来教育他们,百姓便有羞耻之心,就能端正自己的言行,进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


1 廉耻文化的发展脉络

      中华文明高度重视礼、义、廉、耻等道德品质。王岐山同志指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我国传统文化始终把“知耻”当作做人的底线和自我修养的起点。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孔子说:“行己有耻。” 这四个字振聋发聩。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就会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对社会秩序破坏力巨大。人只有对自己的言行有羞耻之心,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孔子还指出:“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已经接近了勇敢。一个人勇于知耻,便可以反省自责,把耻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孟子把具备这种知耻感的“羞恶之心”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视之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他说:“耻之于人,大矣。”耻感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特别重大;“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一个人没有羞耻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感,如果一个人连羞耻都不知道,那真是彻底的无耻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耻的理解有三个重点。
       一是重视廉耻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强调廉耻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隋代王通在《文中子》中说:“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人最大的病痛在于听不到和听不进批评自己错误的意见,最大的耻辱就是不知羞耻。南宋大儒朱熹认为:“人须是有廉耻。耻就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一个人有了羞耻心,就会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康有为认为:“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人之所以能够有所不为,都是因为知道羞耻,如果没有羞耻之心,那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二是强调廉耻文化在社会礼仪教化中的重要性
      《淮南子》指出:“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仪,廉耻不立。”民众没有廉耻之心,那么就无法治理,不通过礼仪教化,那么民众的廉耻心就难以建立。顾炎武说:“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 周代以下各个朝代的社会风气衰败,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放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 良好的社会风气,在于培养民众的知耻心。知耻心的培养,是社会教化的最重要方面。
      三是重视士人、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士的知耻心
      宋代欧阳修也把廉耻看做是“士君子之大节”。明代罗仲素说:“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廉耻是士人的节操,社会风气是天下的大事;政府有教化,士人便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才有良风美俗。清代龚自珍指出:“士皆知有耻,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一个国家的士人都知道羞耻,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有耻辱;如果连士人也不知道羞耻了,那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耻辱。

      在廉耻文化的感召下,历史上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严义利之辨,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商末周初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到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东汉太学生和乱政的宦官做坚决斗争,再到明代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民族英雄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抗战中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拒绝出任伪官的仁人志士。廉耻文化一直是华夏文明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被康熙帝赞誉为“操守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是古代知耻明辱、清正廉洁大臣的典范。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赴任后, 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 他特地撰写了一篇《禁止馈送檄》,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文中写道: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意思是说,“一丝一粒”虽小,却牵涉我的名节;“一厘一毫”虽微,却都是民脂民膏。对百姓宽待一分,那么百姓所受的恩赐就不止一分;向百姓多索取一文,那么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虽说交际是人之常情,来路不干净也伤廉耻。那些送礼者看见文章写得这么坚决,不敢自讨没趣,便都悄然离去。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人们誉为清正廉洁的“金绳铁矩”。


2 中国历史上的廉耻文化:唤醒优于惩戒
      唐太宗李世民赏贪的故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唤醒人的廉耻之心。李世民即位之初,大臣长孙顺德收取了他人行贿的绢匹。长孙顺德是唐王朝开国重臣,参与过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后屡立战功,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名列第十五位。如此位高权重的人还贪污受贿,唐太宗得知后愤怒地说道:“长孙顺德如果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我会和他一起共享国库财宝。他怎么还能不顾自己的气节和名誉,干出贪污受贿的事呢?”但奇怪的是,唐太宗并没有处罚长孙顺德,而是当众赏赐给他几十匹丝绢。主管刑狱案件审理的大理寺少卿胡演提出不同意见,指出:“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罪状不可饶恕,怎么还赐给他绢匹?”唐太宗回答道:“如果长孙顺德还有良心和人性的话,那么这些丝绢带来的耻辱要比让他受刑大得多。如果他接受赏赐后还不感到耻辱,那么就是一个禽兽,杀了也没什么意义了。”

      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一次。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宝鸡九成宫去京城长安,在驿站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公开赐给陈万福一袋子麦麸,让他自己背出宫。堂堂的将军背着麦麸,在大街上众目睽睽地背回家,被街上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羞愧难堪可想而知。官员贪污受贿,唐太宗却有意赏赐,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唤醒官员内在的廉耻之心,从而使官员能够自我约束、自我惩戒,想必也是一番苦心。


3 新形势下的道德建设需要廉耻文化的滋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一些人的羞耻心逐渐淡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诚信的缺失,违法败德的现象,精神空虚和信仰迷茫,已是不争的事实。年幼“小悦悦”任车碾压而不少路人熟视无睹;泰兴数万吨非法化工废料填埋江边;湖州市200多吨病死猪偷埋在山上;地沟油堂而皇之地被端上餐桌;用“瘦肉精”喂养的猪被卖向全国的市场;非法造假疫苗进入公立医院药房、防疫部门,并流向全国……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例,无不在拷问着人性和社会的道德底线,揭示当今社会廉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案件揭示的情节也显示出廉耻心在个别领导干部身上的缺失。在中纪委的通报中,少数领导干部有的贪污受贿,有的厚颜无耻地索要、侵吞他人财物;有的不顾身份参与低俗下流的活动;有的养情妇;有的挥霍公款、吃喝嫖赌全报销……做人做事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在一个国家里,官员应该成为国家良知与道德的践行者,而不是践踏者。如果连官员都不知羞耻为何物,那么这个国家的精神大厦将会轰然倒塌。一个人如果没有羞耻观念,就会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无所顾忌,无所不为,各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一个社会若没有廉耻底线伦理,弱肉强食、损人利己,最终就会把社会推向灾难毁灭的边缘。
      知耻是良知的先导。道德底线原则的最终实现,是由知耻心来完成的。为培养人的廉耻心,必须从国家、公民、领导干部等多个层面进行努力。首先,在国家层面,应该重视知耻心的教育。“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国家应该综合利用各种社会媒体,大力宣传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在社会树立知耻明辱的价值导向。要积极探索道德建设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坚持采取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增强道德建设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将廉耻教育纳入到社会思想道德教育中,创新德育教育形式,避免单纯的说教式教育,采用群众乐于接受的生动形式。要在社会中树立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塑造一批讲道德的文明人。其次,在公民层面,要把知耻放在做人的首位。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临财不贪,临难不屈,才能谦和退让,取舍有度。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羞耻是做人的大节。要学会尊重他人、帮助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希望吃到有毒食品,就不要制造有毒食品;自己不希望呼吸污染的空气,就不要肆意地去污染环境;自己不希望遇到困难时没人帮助,就要主动帮助他人。要时刻注重自己的修身。“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要认真反思自己言行的对和错。要“行己有耻”,在日常生活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羞耻心,对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要去做。再次,要将领导干部廉耻心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党性修养的基础在人性修养,如果连基本的做人道理都不懂,就谈不上党性修养。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廉耻之心,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领导干部有廉耻之心,社会才会有良好的风俗。中国历史上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廉耻心对从政者行为具有明显约束和激励作用。从政者要从知耻明辱开始,要珍惜自己及家人家族的名声,免得被百姓指责,免得在历史上留下污点。为保名节就要做到一尘不染,防微杜渐,不能有贪腐的“第一次”,切不可因小失大。“廉耻之心,立人之大节” ,领导干部应该谨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廉耻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礼义廉耻的教化作用,为道德建设提供文化滋养。

      官德重于民德,正所谓“官德淳则民风正,官德毁则民风降”。官德修养的高度决定了社会大众道德的高度,官德修养的水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方向和环境。官者,民之表也。这些年来中央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始终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而且,中组部《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也把德放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贯彻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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